余秋雨:從《文化苦旅》到《行者無疆》

時間：2024-08-02 05:15:59 余秋雨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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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從《文化苦旅》到《行者無疆》

　　《文化苦旅》和《行者無疆》都是散文家余秋雨的作品。余秋雨在這兩部作品的創作是發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是我們為大家帶來余秋雨:從《文化苦旅》到《行者無疆》，歡迎大家閱讀。

　　余秋雨:從《文化苦旅》到《行者無疆》

　　余秋雨在《千年一嘆》自序中寫道：“我早期的散文還有一點‘做’的痕跡，容易碰擦到我已經離開的某些領域，這次終于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表白了。與筆端相比，我更看重腳步;與文章相比，我更關注生命;與精細相比，我更傾情糙糲。”特別是作者為了反對盜版，只能停筆，向讀者交代“小小決定”。作者表示：“在最近的這個人生段落，我從壯膽學寫第一篇散文開始也已出了四本書，即《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起承轉合，正可以結束。” 余秋雨的歐洲之旅還是寫下了《行者無疆》。對他《行者無疆》的“第三方位”再作分析，也是對“行者”的考察，或許可以對讀者有所幫助。

　　《文化苦旅》死里逃生

　　在九十年代初，我曾拜讀過“憑借山水風物以尋求文化靈魂和人生真諦”的《文化苦旅》。余秋雨先生在后記中敘說了此書的顛沛流離：“我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種僥幸。” “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滅帶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時的需求、風尚、機遇、利益而使歷史上某些人的某些書得以出版面世，則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這本《文化苦旅》如果不能死里逃生，怎能獲得上海市第二屆文學藝術成果獎，又怎能獲得臺灣一九九二年最佳讀書人獎。”一本書的出版就像一個人的成長一樣，都得經歷七災八難，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煩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會全盤毀棄，能像模像樣存活下來其實都是僥幸。況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點孤傲又有點脆弱，不愿意為了一種精神成果而上下其中，四處鉆營，曲意奉迎，往往一氣之下便憤然投筆，毀琴焚稿。在我們漫長的文化延續史上，真不知有多少遠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資格的精神成果，就這樣煙消云散了。此時，曾在區圖書館專門搞過書評工作的我，向來自宣傳部、教育局的局黨委正、副書記徐新冠、王家駿推薦并得到支持，在紀念“七·一”之際，從省版書店等幾家書店購買了近百冊《文化苦旅》，作為對多年來奮戰在文化戰線上嘔心瀝血的“文化人”辛勤勞動進行“精神慰問”。

　　再往前一點，八十年代后期，我已從大學中文專業畢業，雖未能“三十而立”的我而以如今不能相信的一點七五元的價格買下了“四十而不惑”的余秋雨著的《藝術創造工程》，此書與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趙園的《艱難的選擇》、黃承萬的《審美中介論》等列為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文藝探索書系”的第一批書目。它是當代文藝變革的縮影，是時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藝領域中激起的回響。這本書有些是作者在復旦大學和上海戲劇學院講課的內容，引起了不少各地高校的藝術理論課進修教師的良好反饋。此書一反以往一些藝術理論專著的結構框架，以開放的眼光、散文的筆調，探索了藝術活動的創造本性。作者力求貼近藝術家在具體創作實踐中可能遇到的甘苦和困惑，善于把思想化為形象，把論說語言變成藝術語言，既顯示出理論思維的深刻性，又不乏藝術的感染力。在很有學者風度的作者像下面是作者余秋雨曾寫過：“只有不完滿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創建中的人生才是響亮的人生，只有探索著的藝術才是壯闊的藝術。只要還有創造的余地，就有無限的可能，無限的前程。”

　　《山居筆記》回眸歷史

　　記得幾年前在圖書館翻過余秋雨“把它首先獻給白先勇先生、歐陽子女士和一切關愛我的臺灣朋友”的《山居筆記》，作者是躲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山間居舍里寫作的。當時我的感覺是：如果說《文化苦旅》在漂泊旅程中體現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積淀的話，那么《山居筆記》在回眸歷史中，展示了作者深沉的歷史題解。作者也說到：“連已經習慣了《文化苦旅》表述風格的讀者也可能會對《山居筆記》不習慣，這沒有辦法了，既然我的文思已經無可奈何地進入了深秋，那么只能讓不厭棄我的讀者一起來消受寒風和殘葉，真對不起。”如今，再讀《山居筆記》，讀到了“康雍乾盛世”清朝始末的《一個王朝的背影》;讀到了《流放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蘇東坡突圍》;還讀到了《鄉關何處》、《天涯故事》、《十萬進士》;尤其讀到了曾在海內外、學術界、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遙遠的絕響》和《歷史的暗角》。前者對中國文化中堪稱“風流”的“魏晉人物晚唐詩”，由《魏晉清談》進入這個真正的亂世：當時被殺的知識分子已不是秦始皇時代所坑的個體形象還較模糊的儒生，而是姓氏、事跡、品格、聲譽均已是真正的名人，隨著他們的鮮血，滲入中華大地，滲入文明史冊。文化的慘痛，莫過于此;歷史的恐怖，莫過于此。作者著重描述了李白寫詩道“院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風清”的阮籍，著重懷念了在刑場高臺上，面對著千名太學生和民眾，“請讓我彈一遍《廣陵散》”而赴死的嵇康。由此，作者感嘆道：“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一切都難于彌補了。我想時至今日，我們勉強能對他們說的親近話只有一句當代熟語：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接著，在那篇引起有趣反響的《歷史的暗角》中對那群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予以揭露：“處在彌留之際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死不瞑目，顫動的嘴唇艱難地吐出一個詞：‘小人’不錯，小人。這便是我這篇文章要寫的主角。”于是，作者從司馬遷撰寫《史記》時發現這個歷史癥結中分析出：小人見不得美好，見不得權力，不怕麻煩，辦事效率高，不會放過被傷害者，需要搏得同情，必須用謠言制造氣氛，最終控制不了局勢。有人說由于“小人”的存在，許多天才中途夭折。大凡受到“小人”糾纏的人，總是在一定的環境里與眾不同的佼佼者。他們或是在學術研究上有建樹，或者在文藝創作上成績大，受到了社會的注意，同時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巴金、施蟄存當年也受過攻擊。遙想當年，沈從文先生也曾受過很大的沖擊;不少人合伙罵他，結果把他罵到歷史博物館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國服裝史》誕生了。收到近十種版本盜版的也是難產了整整四年的《文化苦旅》的余秋雨，當他“不得不出版《山居筆記》大陸版的‘正本’了”，此時文匯出版社出版的《山居筆記》“自序”便是有九章四十頁的《可憐的正本》。

　　《霜冷長河》鞭辟入里

　　余秋雨的題字，馬蘭的篆刻印在封面上，使這本《霜冷長河》別具匠心，夫妻倆那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合影的照片印在扉頁上，作為以馬蘭主編的黃梅戲《秋千架》為題的“代后記”，其實是余秋雨對妻子馬蘭的近距離，細節的“特寫”。在書四輯與眾不同：《壯士》這個古老的稱呼，是為上海舉辦的《探險壯士余純順攝影遺物展覽》寫的序言;《中秋》寫是讀了女詩人自擬的訃告后，拿起電話筒將此作為節日禮物讓朋友分享一份冷凄高遠的秋色，寫了外國一家華文報社讓他發表對張愛玲之死發表評論的電話采訪;《老師》、《長者》則充滿對張可、王元化等“足夠讓我們終身去閱讀”的歷經磨難的長者之敬意。此書的第二輯是作者“關于友情”、“關于名譽”、“關于謠言”、“關于嫉妒”、“關于善良”、“關于年齡”等方面的研究，與其說是散文，不如說是論文，引經據典，說古論今;從中我結識了一位不怕死卻驚疑于世間居然有人“賣友”、“吮血”的柔石;聯想了留下“人言可畏”、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遺言的阮玲玉，讀到了一位清純絕俗卻觸及人生與名譽的李清照的故事，怪不得她晚年的《聲聲慢》能寫出“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之千古傳世絕句;作者對造謠的人們鞭辟入里，對越流越大，越滾越圓，越滾越險之謠言的雪球“群鴉蔽天”進行了諷刺。此書第三輯，近似的散文筆調的微型特寫，有《綁匪的紙條》、《亂世流浪女》、《心中的惡狼》、《為自己減刑》;有《文化敏感帶》、《大橋的寓言》、《遺憾的真實》、《褪色的疑問》。第四輯分為“燈下回信”、“掩卷沉思”兩部分，前者是作者在上海《青年報》“青蘋果熱線”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讀者的回信;后者“不是讀書筆記，不是對話記錄，有的過分嚴肅，有的過分隨意，只有自我安慰，這倒是一種寬泛意義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裝得進，有點后現代的意思。”當我讀了余秋雨先生寫的十四篇“把自己耗費在別人的書中”，“以別人的精神勞作為題點的深夜冥思”，我覺得這很像蕭乾先生幾十年前所倡導的“散文體書評。”作者將讀《學者追憶叢書》、《梅蘭芳百年祭》、《米丘林作品》、《中國人》、《世紀之辯》用“——”放在文末而不是作為副標題，也是別具一格的。余秋雨讀《人生紀年》后提出“收人生，比收古書籍、古董更加重要”，“為此，真希望世間能有更多的人珍視自己的每一步腳印，勤于記錄，樂于重溫，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讓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夠互相灌溉，互相滋潤。”作者說：“聆聽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當作一個故事，我們一定會動手動筆，做一點有意思的事情。”“讓今天收走昨天，讓明天收走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走中，原先的斷片連成了片線，原先的水潭連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會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險。”我想，這也正是《霜冷長河》的要義所在。　　《千年一嘆》駭人聽聞

　　捧讀《千年一嘆》，不由被標明出發及途經路線和到達的地圖，被圖文并茂的異國風情之照片、文章所吸引，此書是一本記錄了作者在千年之交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越野車隊跋涉四萬公里經歷的日記，由作者從深圳、香港、希臘、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到達中國的邊城樟木的一百零二篇“日記體”的“探險散文”，他那在一個兩米直坑的彈坑前徘徊片刻便寫就的主題歌《千年走一回》，后來由滕格爾演唱，氣勢奪人，情真意切，特別是“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長”，“我是昆侖的云，我是黃河的浪”，“我是廢墟的淚，我是隔代的傷”，“我是屈原的夢，我是李白的唱”，以及重復的“我是涅磐的鳳凰再飛翔!”那磅礴的氣勢，那浪漫的詩情，那文明的追憶，那歷史的滄桑，將“千禧之旅”的意義揮筆在紙上，將“千年一嘆”的回眸彈指一揮間。

　　作者“在實地考察中國現存原始文化，寫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時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過肢體歷險和精神歷險”，但與這次相比，“去尋找人類古代文明的路基，卻發現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離，戰壕密布，盜匪出沒。吉普車的車輪緊貼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過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會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實的恐怖故事。這里，宗教極端主義分子在幾分鐘內射殺了數十名外國旅行者;那里，近兩個月就有三批外國人質被反政府武裝綁架;再往前，三十幾名警察剛剛被販毒集團殺害……”

　　當車隊回國后，使作者傷心的是，“一路上抱在手上的這部日記稿還是被搶劫了。盜版集團從鳳凰網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報出版社以《千禧日記》的書名出版，公然標明第一次印刷五十萬冊，暢銷數國，現已基本賣完。”因此，作者早已在寫的自傳，也因這兩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還要等到盜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因此，我對“自棄各位，自離積累，自拆樓臺”而這次又自動“割斷”的作者表示理解，對他的危言表示贊賞： “我是行路才不愿意在某處留連過久。安適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豐沛的泉眼很容易滯留人生，而任何滯留都是自我阻斷，任何安頓都是創造的陷阱，任何名利都會誘發爭奪，任何爭奪都包含著毀損。因此，如果沒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經應該起身出走。”

　　盡管《千年一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時，采用了由深圳華美防偽網絡系統有限公司提供的防偽標志，此書在一年中印了十二次，印數達三十六萬，然而作者在“自序”中“順便，有一個小小的決定要向讀者交代”的遺憾，不由想起他在《歷史的暗角》說到孔夫子提供了劃分界限當然是為了“弘揚君子，提防小人”，當長久放棄之后，“小人就會像失去監視的盜賊，沖決堤岸的洪水，洶涌泛濫。”在作者表示“至多還會寫一組討論盜版行為和毀謗行為的文章，專供他的盜版，印得越多越好。”

　　由此，我也在感嘆：今讀其起承轉合四本散文集，何時再讀余秋雨?!在寫作此文時感嘆之余，在發表之前獲悉信息：得知余秋雨的《千年一嘆》續集《行者無疆》已經問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余秋雨、鄭義文化旅游散文與景點攝照互映生輝的著作，作為余秋雨眼里的中國文化·攝影珍藏版，讓讀者在審美享受上更上一層樓。

　　《行者無疆》第三方位

　　首先將自己定位為“行者一個”，而不是文化商人、作家、學者或者大學教授。這是在最近央視知名欄目《藝術人生》中面對觀眾質疑：這位“文化明星”到底有多少作秀的成分?余秋雨的回答顯得平靜而智慧。

　　他自從十五年前走出書齋，用自己的眼睛和腳步實地考察，進行文化苦旅，他的足跡越行越遠，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通過旅行的方式來考察人類的各大文明”。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行者無疆》是余秋雨歐洲之旅的考察結集。此書中對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較，突破了兩極方位，而是一直保留著更龐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對立面。

　　前些天一位芬蘭教授對他說：“想不起哪個歐洲旅行家走歐洲走得你們這樣長，據說以前你還冒險走完了那條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選擇行走考察，余秋雨深感親臨現場的感受和得到的原始真實是讀書齋文字無法代替的，一路上產生很多疑問，邊走邊尋找答案。對文明和與之對立的蒙昧、野蠻的思考依然是他為人為文的主題。

　　“像是在森林里走瘋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懼。也遇到過盜賊攔路、樹頂潑污、夜禽環視、梟鳴如歌，但天際還有隱隱月光，遠處還有朋友的呼聲，我沒有在半路失蹤……”“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極圈向十五年前剛下決心的自己稟報一聲：我走完了。”

　　他走過南歐：“廢墟，大海，流浪，歷史常常從這里出發。”

　　他走過中歐：“森林，山丘，古堡，歷史常常在這里隱藏。”

　　他走過西歐：“熱鬧，精致，張揚，歷史常常在這里轉折。”

　　他走過北歐：“蒼涼，寂寞，執著，歷史常常在這里凝凍。”

　　他來到龐貝古城廢墟，久久駐足那兩個劇場，看到了人體遺形，特別是龐貝廢墟中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著人類如何異化為勞動對象，然后以身作則。記得馬克·吐溫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這里見過一具挺立著的龐貝人遺體，非常感動。龐貝城災難降臨之時，倒是處處閃爍著人性之光。除了馬克·吐溫提到的那位城門衛士之外，除了很多人體遺形象表現出的保護兒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ns Plinius Caecundus)。”

　　他來到叫羅馬的這座城市。給它這個詞叫“偉大”，“偉大是一種隱隱然的氣象，從每一扇舊窗溢出，從每一塊古磚溢出，從每一道雕文溢出，從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舊窗，也有古磚，也有雕文，也有老藤，為什么卻乖乖地自認與偉大無緣?” 余秋雨認為：“羅馬的偉大，在于每一個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遺留，每一項遺留都有意氣昂揚的姿態，每一個姿態都經過藝術巨匠的設計，每一個設計都構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諧，每一種和諧都使時間和空間安詳對視，每一回對視都讓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過。因此，羅馬的偉大是一種永恒的典范。歐洲其他城市的歷代設計者，連夢中都有一個影影綽綽的羅馬。”

　　余秋雨的歐洲之旅幾乎周游列國、走遍主要城市，他對巴黎等各大城市的景觀、印象都有文章，他以為“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詞匯，可以分配給歐洲各個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會有一個主題，往往用一條中心大街來表現。是尊古?是創新?是倚山?是憑海?是厚土?是廣交?……”最有趣的是他給曾經舉辦過奧運會的巴塞羅那寫了一篇《流浪的本義》，說“巴塞羅那的主題很明確，是流浪。”

　　早在離開書齋出行后不久，他就在旅途中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眼界越走越寬，腳步越行越健，萬千氣象納入胸懷，運謀成篇。八年前旅行過半，曾有記者問他為人為文的主題，余秋雨回答道：“至少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么是蒙昧和野蠻，什么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他寫道：“德國詩海涅指出：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只有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兩頭，同在歐洲，卻隔著大海，當時兩個國家還對立著”。

　　而當時東方也站立著一位文化大師，那就是中國的湯顯祖。二十世紀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兒的日本學者第一次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并論，他慶幸東西方的戲劇詩人同時活躍在世界，而讓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亞去世的次年，湯顯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緊。中華文化曾經有過至正至大的氣魄，那時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卻在努力地開拓空間，開拓未知空間，開拓創造空間，開拓接受空間，為此不惜一次次挑戰極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條聳人聽聞的“學術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遲早會讓大家丟人現眼。

　　余秋雨在《行者無疆》書中對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較，突破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極方位，而是一直保留著更龐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對立面。“為此，中華文明愿意以更謙和的態度來體察歐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虛心求教，不管歐洲文明什么時候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中華文明。”這就是余秋雨，一個學者，不，還是按他自己的說法，一個行者立足“第三方位”的獨特看法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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